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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發表於 2016-4-24 2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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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至今已51年了,父親、母親和振复振寧注:振復是我們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 均已長眠於蘇州東山。回憶抗戰八年的艱苦歲月我們家真可稱得上是美好、和睦和親情永駐的家。
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捨,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
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鐘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裡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髮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迸發,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現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的。
1946年初我註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係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 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 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麼多年他為什麼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讚我的學業的話,然後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託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幹多了,哪裡用得著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緻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並不熟識。後來在普林斯頓惟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這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 1950年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幹的太太。”
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係。 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恆的理論以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恆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種感染,不能吸收胰島素,醫生曾認為已無希望,後來幸能克服感染,但身體仍十分虛弱),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1957年我和杜緻禮和我們當時惟一的孩子光諾(那時6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於七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後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註射胰島素。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後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 )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孩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髮,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緻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給緻禮和我寫了兩句話::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瓦團聚。緻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每次團聚頭兩天總是非常感情衝動,講一些自己的和家人與親友們的遭遇。以後慢慢鎮靜下來,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時他68歲,還很健康。 6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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